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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出版走出去,还需爬坡过坎
              2019年04月24日 09:5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记者 颜维琦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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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前不久,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在上海共同主办了一场以“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学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直指当下国内学术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困?#22330;?br />   有学者坦言,为中文学术著作找到一位好翻译,需要碰运气;也有学者说,自己的心血之作找不到好翻译宁可不出。目前,国内出版社多以招标方式为学术著作找译者,但这一肩负“摆渡人”重任的角色,往往对原著知之甚少,有的出版社仓促上马,翻译成为流水线作业,译作谬误百出、翻译水准低下,致使原本高水平的著作翻译出版后?#35270;腥宋式頡?br />   什?#35789;?#20540;得译介?什么样的译者才是好译者?当代中国学术如何真正“走出去?#20445;?#22312;国际舞台上实现有效传播?
                1、选?#38469;欏?#35793;介是为了更好地对话
                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和陈建华教授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以?#24405;?#31216;《革命与形式》)经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世界顶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此后数载,经过译者多年的?#37327;?#20184;出,?#25945;?#20070;的英文版相继出版并在海外公开发?#23567;?br />   “好的作者是学术出版社的灵魂和生命。”研讨会上,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副总裁、全球销售总监Focko van Berckelaer就“如何提高国际出版的成功率”作发言。他说,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会刊评出的“年度杰出学术出版物”称号,这是在学术出版社中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之一,“博睿出版社?#20004;?#24050;经有330多年的历史,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为了更好地反映中国的情况,我们必须走进中国,让中国的作者来写关于中国的事情,并?#39068;?#20123;出版物带到国际上去,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中国的学术思想能够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学术交流,讲好中国?#36866;攏?#36825;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然而,什?#35789;?#26159;值得翻译的书?哪些书适合“走出去?#20445;?#19978;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认为其中一直存在?#40092;?#20559;?#30591;?#22914;何选择确实是难题:“国外图书馆中收存的关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书籍,很多并?#27465;?#27700;准的学术书籍,读来味同?#35272;?#32780;很多好的学术书?#32622;揮心?#32763;译介绍出去。”
                经典性、思想性、对话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提出了三点标准。前两点毋庸赘言,具?#26143;?#28872;的引领?#38498;?#24605;想史意义的学术著作,应当重视其译介。关于对话性,陈引驰如是描述:“学术著作不是‘独语’,而是有对话性的,翻译?#38498;笫歉?#22823;范围的对话,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20848;?#30340;一?#22336;?#24335;。对话不仅仅是在中文语境当中,在不同的学术、文化传统当中,也有对话性。”
                “现在翻译成外文的书不少,但是真正的好书并不多。”在葛兆光看来,值得翻译的书,未必一定是非常精深的学术著作,还是要看中国以外的人们需要什?#35789;欏?#20182;认为有三种书应当翻译成外文:一种是有中国特色、风格和问题意识的书;一种是类似于教科书或普及读物的作品,适合更广大的阅读者;还有一种是年轻学者的书。“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做得不错,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但是缺少很好的学术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教授谈到,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错位?#23567;薄?#25105;们想推的,可能国外的学者不一定需要,而国外学者特别需要的,我们又推不出去。在他看来,要选?#38469;?#19968;定要?#23567;?#35805;题”意识,就是真正找到一种中国和中国以外读者共同有兴趣的话题,找到中外读者的契合点。
                “过去我们常常只考虑‘推出去’,现在还要考虑接受对象。除了找到共同的话题,还要考虑找到相近的思想方法、学术方法。”刘跃进说。
                2、找对人——翻译是一次艰苦的再创造
                葛兆光将译者的作用看得很重:“所有翻译成外文的著作,?#23548;?#19978;是作者和译者共同再?#26410;?#36896;的一个过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葛剑雄教授?#28304;?#34920;示认同,中国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很好的翻译,能够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当年沈从文访问美国引起旋风,有的读者从东海岸跟到西海岸。其实沈从文的好多回答?#38469;歉?#27721;思翻译的,听众听得如痴如醉。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的确,具有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文字,要在另一种语言当中完美呈现,对译者的要求是全面而严谨的。思想和精神的转译、学术观点的传达,尤为不易,更需要准确乃至精确表达本意。
                2005年,博睿学术出版社推出“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20445;?#31574;划“博睿中国?#23435;?#20070;丛”和“思想,历史和近代中国”两大书系,布?#22336;?#35793;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2008年签下《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的出版。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出版?#20998;剩?#21516;行评审、质量监督贯穿译介过程。其间,葛兆光与两位译者反复?#20302;ǎ?#26377;的章节反复讨论40多个回合。《中国思想史》中文本有1300页,为了适应英文读者,做了大量的删减,最终删至660页。历经?#22235;?#25171;磨,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思想史》不仅上架欧美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和重要图书馆,还被美国Choice?#21448;?#35780;为2014年度最优秀学术图书?#20445;?#36194;得了海外口碑。
                “我最应该?#34892;?#30340;就是两位译者,他们在8年里面花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从不?#40092;?#21040;现在成为非常好的朋?#36873;?#25105;觉得在英文版里面,作者是次要的,翻译者是主要的。”葛兆光说。《中国思想史》预设的读者不是入门者,而是具备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了繁复史料,有大量复杂的论述,转码成英文版的难度和?#37327;囁上?#32780;知。
                葛兆光直言,在其著作翻译中曾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中国思想史》的翻译,早在2000年就有人找过,但译稿看得人一头雾水,还有译者在翻译其另一本著作?#26412;?#28982;在百度上?#22870;?#19968;?#21619;?#35199;放在里面,令人哭笑不得,“找到合适的翻译者,是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与形式》作者陈建华教授也认同,找对翻译者是“需要运气”的。“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从法语、德语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中文来说,确实需要有一个阶段的认知与转化。这个过程中的?#21453;?#22312;文化语?#25345;?#38388;的某些障碍,需要加?#28304;?#36890;。”陈建华说。
                对跨语境的学术译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英文版执行主编吴冠军?#20889;?#28145;刻:“我对社会科学类的翻译不怎么焦虑,但文史哲的翻译可谓‘苦不堪言’。针对不同读者?#28023;?#25105;们甚?#37327;?#20197;说译后作是一部新的作品。这不是语言之间的?#35874;唬?#32780;是两种不同话语构形之间的深度碰撞。所以说,永远不会有最好的翻译,只能在这种不可能里面,去创造一种可能。”
                吴冠军感到迫切:“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学者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但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思想没有得?#25509;?#26377;的位置,这个偏见必须要改变。其实从大的角度来看,西方思想呈现越来越同质化的现象,而中国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带去学术的‘负熵’。”有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在国际学界占据一席之地。
                3、走得远——精加工才能有生命力
                复旦大学历史?#21040;?#25480;?#34385;?#35760;得,自己曾拒绝了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当时?#19994;?#30693;,他们是采取招标方式选译者,在没有做功课的情况下,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得到保证。”他选择“宁肯不出?#20445;?#24182;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35835;?#31243;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陈引驰讲起自己两次不愉快的外译评审经历。一方面是从选书来讲,有些是“贩卖型”的学术,里面引证丰富,但是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质地,缺乏对话性或者原创性,这样的书翻译出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单看注释的翻译是不是“对头?#26412;?#33021;看出来。因而,需要非常审慎地选择,选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合格的翻译者。
                葛剑雄还提出,“扩大中国?#36866;?#24433;响力”的需要和“显示学术水平”的需要应该分开来,“学术水平高,不等于发行量大,应当有所区别,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把经费花对地方,让作者和译者的精力放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最合适译介的,不一定是作者自己认为学术水平最高的著作,针对不同的需求,要做不同的翻译工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25103;?#35748;为,高水平的原创性学术著作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前提,国家的支持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有力保障,优质的翻译则是?#23435;?#23398;术著作成功“走出去”的关键。“我们要走出去,不是我们想做什?#35789;?#23601;做,而应考虑到国外读者的?#23548;?#38656;求,他们想了解中国什么,我们要跟他们?#20302;ǎ?#32780;不是想当然地去选书翻译;其次就是找什么样的人翻译,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我的体会是要真正懂这个书的人才能译好。”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王卫东如是说。
                学术出版“走出去?#20445;?#35201;真正走得远,还需要以读者便于、乐于接受的方式,需要大众普及层面的考量。刘跃进提醒注意中西方交流中的语言问题,“过去我们的学术著作,只谈学术,只在学术圈里面做工作。不少学者的著作味同?#35272;?#21482;?#27465;?#33258;己看,别人根本不看,最多就是自己的学生看。如果学术做到这种地?#21073;?#24656;怕生命力也不长。把艰深的内容,用人们?#21442;爬?#35265;的文字表达出来,这并非易事。学者做深很容易,‘深入浅出’不容易,做一做、写一写就知道了。”
                专家坦言,“精加工”贴近目标读者,才能真正提升“国际能见度”。出版界和学界要摸清目标读者的图书市场、阅读习惯,乃至海外学术出版规范,才能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更精准。
                (本报记者 颜维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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