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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早期的簡策書寫
              2018年10月23日 09:12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楊樹增 字號
              關鍵詞:史官;銅器;尚書;書寫;周書

              內容摘要:書寫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國歷史上最初產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賈湖契刻還要早,而最早創設文字的人從殷商甲骨文中可知,殷商的史官稱作“作冊”“史”“尹”等,“作冊”已明確揭示史官的職責主要是作簡策文。周朝史官的名稱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其職責因官名不同而有異。

              關鍵詞:史官;銅器;尚書;書寫;周書

              作者簡介:

                書寫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國歷史上最初產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賈湖契刻還要早,而最早創設文字的人,可能就是“史”。由“史”轉變為史官,是從夏朝開始的。夏朝建立了國家,設置了一系列官職,其中的“宅準”實際上就是史官,負責祭祀、記事、制律、冊命等。后來宅準又分成多種稱謂的史官,《呂氏春秋·先識》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說明夏朝末已設太史令。

                從殷商甲骨文中可知,殷商的史官稱作“作冊”“史”“尹”等,“作冊”已明確揭示史官的職責主要是作簡策文。周朝史官的名稱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其職責因官名不同而有異。

                史官書寫的載體大致有四種:簡策、布帛、龜甲、銅器。由于載體不同,其所載的文字分別稱為:簡策文、帛書、甲骨文、銅器銘文。簡策、布帛類似后世的紙張,可以無限接續,所以不受書寫內容與字數的限制,因而書寫水平也相對較高。而龜甲、銅器由于用銳器在其上契刻或者模鑄,書寫艱難,又限定書寫的內容與字數,書寫水平自然也受到極大限制。我們拿書寫水平最好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銅器銘文與《商書》《周書》中任何篇章做比較,其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商周甲骨文與銅器銘文,絕不能代表當時的書寫水平,能代表商周成文書寫水平的,只能是該時代的簡策文與帛書。

                《尚書》是現存中國早期書寫的成文,《尚書》中的《虞書》多是后世史官根據堯舜時代歷史傳說追記的,但之所以能追憶起來久遠的故事,還是由堯舜時代的“史”所遺留下來的少數文字為其依據。另外,嚴可均所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有輯錄的夏朝之前上古文章四十多篇,皆伏羲、神農、黃帝政語教言,雖有傳說性質,但也不能輕易視為全屬后人假托。僅以具備了成文體例的《虞書》來說,就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史籍的產生要早得多。中國史學產生之早,史籍之博,民族的歷史意識之強,在世界各國中,可謂首屈一指。

                夏朝有了史官書寫的成熟的文書,《夏書》的內容可能經后人加工過,但原始依據仍是夏朝史官的文字記載。劉知幾在《史通·六家》中說:“《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為《夏殷春秋》。”劉知幾此語一定是有根據的,即便他未見《夏殷春秋》真本,也傳達了一個世代流傳的信息。《夏殷春秋》很可能是我國編年體書寫的開山之作,即使是后人所作,其依據應該有夏代史官書寫的文獻資料。《左傳》等書多次引用《夏訓》《夏諺》《夏小正》等,都應該屬于夏朝史官們書寫的簡策文或帛書,《夏書》經一代代傳抄,最后變為我們現在見到的版本,原來的簡策文或帛書絕大部分早已湮滅,就是偶有發現,本身已經是經過幾番轉抄了。我們不能因為看不到原始的簡策文或帛書,就輕易否定代代傳抄至今的文本。至于《商書》與《周書》(除了偽作),基本是當時的史官所書寫,恐怕無人再懷疑了。

                《尚書》中的《周書》代表了中國早期書寫的水平,不僅僅因為其篇幅的長度和內容的豐富,還因為它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書寫模式和相當高的藝術技巧。我們就主要以《周書》為例略作分析。

                《周書》書寫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夏商亡國歷史的總結,防止本朝重蹈其覆轍。通過對民情民意的考察,執政注意民心的向背。奉天敬德保民的意識成為《周書》的基本主題,對成文書寫起著統攝的作用。

                《尚書》的書寫模式,劉知幾分為六體:“蓋《書》之所主,本于號命,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于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史通·六家》)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又細分為十種,但有的因篇名而立體,如把《禹貢》稱為貢體,把《洪范》稱為范體等,不具有科學性。過去的學者辨體僅從《尚書》記言體出發,實際上《金縢》一篇基本為記事體,可用“記”來稱其體。在記言體中,還可以分出“頌”體,主要指包含歌頌和贊美、祈福等內容的文章。《尚書》每種文體都有著獨特體制模式和文化內涵,后世散文的基本文體都可以在《尚書》中找到其根源。

                《尚書》的語言遵從了“言曰從”的原則,表述實事,遵從真理,符合邏輯。表述時還追求形象化,常用具體的形象來說明抽象的事理。對事件、傳說故事,都有生動描述。《尚書》雖是官方文書,卻具有溢于言表的感情,人物語言個性化。行文散韻相間,講究修辭,運用最多的是引證和譬喻。引證增強了論述的可信度,譬喻增加了論述的形象性。

                《尚書》每篇都有大致能概括或提示本篇主題的標題。篇中內容也經過嚴密、合理的布局,具備了比較完整的結構。記言與記事運用了多種筆法。當人物在闡述事理時,往往多用歷史上發生過的正反事例,進行對比來闡述,對比、比照的筆法成為常用的說理方法,這種一正一反的事例,對比鮮明,孰善孰惡,極易分辨,事實勝于雄辯,展示了高超的議論技巧。《尚書》記言、記事,注意交代清楚所述事件的內容及參與的人物和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的例子很多,雖還不是成體系的史書,不具備嚴格的編年體例,但它已經具備了編年體的基本因素。

                《尚書》已經能夠運用動作、外貌、細節、人物語言的描寫及對比襯托等各種藝術手法,來表現人物的獨特個性,雖還沒有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覺意識,但已經不自覺地展示了各種人物形象,有的人物形象還特別鮮活、逼真而感人,尤其最為生動傳神的是天子、諸侯、輔弼重臣的形象。女性與社會下層形象比較少,但也能用較少的筆墨寫出他們各自的風采。

                《尚書》具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各篇章的風格受到不同時代背景、思維水平、語言表達習慣、文字書寫形式等諸方面的影響,但它們共同的主導風格卻是樸實。書中描寫平實,語言淺顯,甚至夾雜著許多感嘆詞與俗語,后世認為其文字佶屈聱牙,那是因為不熟悉上古語言,自然讀起來艱澀拗口。由于當時書寫不便,所以《尚書》行文講究精練、簡潔,各篇都表現出精約的特點。《尚書》多為君王言論,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出君臨天下的博大視野,駕馭全局的氣勢及君王獨特的性格、思維等特點,其言論在行文上就顯出典雅、莊重、嚴厲等特點。受題材、體裁的制約,《尚書》各篇風格可以用“陽剛陰柔說”來闡述。如誓詞,體現出嚴肅、勁健、雄壯等特點,凌厲時如寒風掃落葉;告誡之詞,溫柔、體貼、委婉,和煦如春風拂面。至于那些訓誡加勸慰的文章,更是剛柔并濟,相輔相成。《尚書》能表現出相對穩定的風格特性,說明中國早期成文的書寫已經相當成熟。

                (作者:楊樹增,系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楊樹增 工作單位:

              職稱: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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