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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鮑永玲:難民危機和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黃昏
              2018年10月23日 10:23 來源:《世界民族》 作者:鮑永玲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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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從二戰后的歷史來看,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巴爾干地區民族矛盾加劇和南斯拉夫內戰的爆發,歐洲內陸也曾迎來龐大難民潮的沖擊。一方面,此次難民潮具有獨特的伊斯蘭宗教文化淵源,中東政局的持續動蕩現階段大規模遣返難以實現;另一方面,難民潮的泥沙俱下也使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卷入其中。在這一背景下,要讓具有保守伊斯蘭文化背景的數百萬新移民群體,被漸呈分裂之勢的歐洲社會成功“消化”,顯得更加困難重重。

                一、從民族主義的歐洲到多元文化主義的歐洲

                歐洲自古是多民族地區,隨著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初次興起,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逐漸分崩離析、到20世紀末蘇聯和前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民族國家始終是歐洲各國的主要政治體制形式。即便如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描述,在嚴格意義上并不是歐洲現狀,因為各個民族國家內部依然存在著少數民族。歐洲民族國家逐漸成形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也伴隨著對少數民族的強硬政策、即強制同化政策,從而建立起不同族裔的共同國家認同。

                二戰是歐洲從移民輸出國轉為接納國的重要轉折點。戰前歐洲大陸移民總趨勢是近似19世紀的移民傳統,從歐洲大陸遷移到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戰后這一進程被逆轉,大量來自第三世界包括前殖民地的移民進入歐洲大陸,歐洲逐漸由傳統的民族國家轉變為非典型意義上的現代移民國家。面對多次移民浪潮,在需求和排斥的矛盾心態里,各國逐漸放棄了將移民族群和接收國主流族群視為一體的傳統民族主義同化政策,而采取了更為靈活、開放甚至可以說是權宜之計的多元文化主義公共政策。

                歐洲在近三十年逐漸形成了事實上的“多元文化社會”,這尤其體現在各國國民人口結構及相應的種族、語言、宗教、社會、文化和政治特點的變化。“多元文化社會”作為來源于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和社群主義政治哲學的社會理想,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彼得·基維斯托曾指出多元文化社會的特性,“在此社會中以尊重的態度來欣賞并寬容各種差異”。這一理想尤其體現在哈貝馬斯以“憲法愛國主義”取代族裔愛國主義、以建構“后民族的”新型多民族國家的設想中,即各族群在尊重差異和彼此認同的商談政治基礎上,將自己擁有的文化傳統和憲法基本價值原則相結合,形成開放和諧的公共政治文化。

                二、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現實困境

                西歐寬松的移民文化政策吸引了大量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其中約90%是北非、中東、西亞和南亞等地區的穆斯林族群。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2012年歐洲共有4349萬穆斯林:德國的476萬穆斯林大多數來自土耳其;法國的471萬穆斯林移民來自前西非、北非殖民地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等;英國的296萬穆斯林主要來自加勒比海、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等。由于穆斯林族群的生育率遠遠高于其他族群,預計全球穆斯林族群在2065年左右將徹底超越基督徒達到三十億以上的人口規模。而從歐洲來看,從二戰后屈指可數的穆斯林到現在快速增長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數量、社群規模、宗教影響力及其對歐洲價值的抵制,對歐洲文明構成了巨大挑戰。

                總體來說,歐洲穆斯林社群中伊斯蘭教的激進化趨勢日趨嚴重,而這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伊斯蘭教保守趨勢的迅速興起近乎一致。在歐洲個體權利意識強化、歐洲文化認同缺失和民族國家政治認同削弱的同時,在多元文化主義蔭庇下逐漸喪失本土羈絆的穆斯林移民卻產生了強烈的對普世性伊斯蘭共同體即“烏瑪” (Ummah) 的認同。

                (一) 封閉的平行社會

                對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最常見的批評是它導致大量割裂的“平行社會”,即各個少數族群、主流社會間皆相互隔絕并存,宛如“難以同化的孤島”。印度裔英國多元文化主義學者柯南·馬里克 (Kenan Malik) 就認為,雖然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出臺是為了防止形成碎片化的社會,其實質卻是讓社會變得更加碎片化和部落化。

                (二) 破碎的價值共識

                在對二戰深刻反思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歐洲左翼要求以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為基礎來打破傳統的民族國家認同意識,建構一種更高層次的以歐洲公民和世界公民為旨歸的共同體認同。然而,政府并不勇于在穆斯林移民族群中大力宣揚這種世俗性的主流價值觀。過分張揚的普遍人權話語和肯定性的社群認同政治所形成的新政治正確,使這種宣揚容易被視為對少數族裔的文化歧視,從而破壞了多元文化主體價值權利的平等性。

                (三) 分裂的國族認同

                國家認同是國民團結和凝聚力的基礎,在全球化時代仍然是關系到任何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在歐美,隨著三十多年來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推行以及移民群體的大量涌入,傳統民族國家秩序受到挑戰,國家認同始終處于動蕩和再造的過程之中,國家認同的分裂日益成為隱憂。

                (四) 激化的宗教沖突

                現代歐洲的社會文化仍舊根植于基督教傳統,但是在啟蒙基礎上已經達到政教分離,將宗教嚴格限制在公共政治邊界之外;而歐洲穆斯林族群文化根植于崇信的伊斯蘭宗教傳統及其教法,有著強烈的政治認同傾向。

                三、從多元文化主義到主導文化主義

                從歐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實施路徑及其效果來看,作為其根基的政治哲學思想和多元文化社會理念皆隱藏著深刻的悖論。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失敗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9.11”事件以及歐洲各國多次大規模暴亂、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歐美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批評才逐漸得以突破政治正確的禁忌。默克爾、薩科齊、卡梅倫和菲爾哈亨等德、法、英、荷主流政治家,近年來相繼公開承認本國多元文化主義移民政策已經失敗的言論,更是引發公眾輿論的強烈反響。在這一背景下,以“主導文化”來取代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主張逐漸浮出水面,盡管其討論幾受壓制,但在近二十年來已逐漸成為歐美保守主義尤其是中右翼政治黨派的共識,并成為對抗多元文化主義的最強理論資源。這種主導文化主義或主張以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價值觀為根基,或主張以基督教傳統及各國國家民族文化認同為根基,各有其特點,既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也在歐洲各國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這其中,因二戰歷史背景與之后長期受壓制的國家民族認同等特殊因素的共同作用,德國成為新興主導文化觀念的首要倡導者,并較早就將其吸收納入到中右翼主流政黨的執政綱領之中以希付諸實踐,使其在這一文化保守主義主導的思潮中尤其具有代表性。

                在目前歐盟復雜的認同危機、移民融合和難民危機中,面對移民潮的不斷加劇和移民群體的日益壯大:一方面承認少數族群之宗教、文化、習俗合法權利要求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成為不容置喙的政治正確并被理解為對文化多樣性的合理寬容,滲透在所有媒體、教育界和政界,成為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公認的觀念甚至超級意識形態,在歐洲社會內部依舊約定俗成和持續運轉;另一方面移民問題已經成為歐盟積重難返的老問題,人權話語和選票壓力使占據人口結構相對優勢的移民社群尤其是穆斯林社群,在老齡化、出生率低下的歐洲國家贏得越來越大的政策話語權。在推廣主導文化主義的政策框架中,由于歐洲各國宣揚的主導文化實質上根源于基督教歷史傳統,使伊斯蘭屬于歐洲還是不屬于歐洲的問題浮出水面,基督教文化傳統和伊斯蘭文化傳統的對抗越來越嚴重;隨著各國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大幅減少接收移民和難民的數量、削減少數族群的相關福利與取消雙重國籍,駁回或限制穆斯林要求公開穿戴頭巾、布卡和禁酒等與伊斯蘭教法宣示相關的訴求,也必然會引起少數族群對主流社會的更多怨恨,很可能造成更大規模的族群分裂而導致惡性循環。

                四、結語

                在人類歷史上,民族和文化始終是社會自然演進的產物,在與他者的交融碰撞之中沉淀而成。20世紀70年代以后伴隨著全球化和一體化,加速度增長的全球社群遷移帶來了更多的矛盾和挑戰,而被理解為對文化多樣性持寬容態度并承認少數族群合法權利訴求的多元文化主義,已經成為現代自由民主社會國家的基本共識。然而在復雜的歷史情境中,歐洲各國推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卻使民族、族群和文化的界限固化與泛政治化,使外來移民日益成為影響歐洲國家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嚴重社會問題和嚴峻政治問題。福山曾經指出,歐洲和北美的現代自由社會傾向于微弱的身份認同,歐洲后現代精英尤其覺得自己已經超越單一宗教和民族的身份認同。但是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確定積極的自由價值基礎,不能明確“我們是誰”,必然將遭受身份意識認同強烈的移民的挑戰并被其所吞沒。2015年以來上百萬穆斯林難民的大規模涌入,給歐洲不斷弱化的基督教社會帶來巨大的文化沖擊,也給原本已經很嚴重的族群沖突增加了新的巨大能量。

                歐洲各國近些年興起的新右翼政黨如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意大利五星運動、奧地利自由黨和荷蘭自由黨等的共同主旨是反歐盟、反伊斯蘭化,并不約而同提出了種種試圖遏制本國文化認同繼續分裂和限制伊斯蘭極端主義進一步發展的競選綱領。這種反抗二戰以來主流多元文化意識形態的深層民意動向,正在噴涌而出并日益明顯地改變著整個歐洲的政治和社會格局,也更深地凸顯出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面臨的內在困境及其深刻危機。在這樣的現實下,今天積重難返的歐洲面對的不僅僅是多元文化主義的黃昏,也是剛剛走上現實舞臺的主導文化主義和全面同化政策共同的不確定未來。

                (摘編自《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難民危機和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黃昏》,孔敬/摘編)

                (作者簡介:鮑永玲,副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作者簡介

              姓名:鮑永玲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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