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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趨勢
              2018年10月15日 11:17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馮天瑜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明清之際,恰值中國文化從中古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軌的前夜,其時早期啟蒙思潮萌動,表明中國文化近代性的獲得并非全然外鑠,而是19世紀中葉以降,東漸之西學與中國17世紀前后自發的早期啟蒙文化相激蕩、相匯合的結果。

                明清之際有一個規模不大卻頗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體

                有一種流行說法是,中國沒有民主傳統,民主主義全然是近代從西方傳入的舶來品。與之相對應的反論是,民主思想中國先秦已有,《尚書》的“民為邦本”,《左傳》的“不死君難”,《孟子》的“民貴君輕”即是。這兩種極端之論都失之偏頗。事實上,明末清初黃宗羲的政治哲學論著《明夷待訪錄》,以鮮明的態度宣布告別秦漢以下的君主專制,又隱約暗示走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趨勢。

                《明夷待訪錄》或鮮明或朦朧地昭示的路向是,從農本型自然經濟邁向工商發達的商品經濟,政治上從“君治”通往“民治”,這些訴求顯然具有近代色彩。而黃宗羲著此書之際,西方近代政治經濟學說尚未傳播到中國,耶穌會士當時僅向中國介紹西洋科技和宗教,黃氏擁有的學術資源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因襲并變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揚棄兩漢魏晉隋唐宋元帶有道家色彩的無君論、非君論,直承中明以來黨社議政之風及市民文化的精髄,綜合創作于《明夷待訪錄》之中,顯現了中國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趨勢。

                追隨《明夷待訪錄》之后的有唐甄的《潛書》。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張岱、呂留良等也有類似闡述。他們共同構成明清之際一個規模不大卻頗有深度的“新民本”思想者群體。

                《明夷待訪錄》之類論著埋伏于17世紀,影響力發皇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由于明清之際歷史條件的限制,《明夷待訪錄》之類論著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長期遭到禁毀,黃氏之書題名冠以“待訪”,類似的李贄書稱《藏書》《焚書》,唐甄書稱《潛書》,都表明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思想在近代前夜的中國深受壓抑,難以流播發揚。然而,它們埋伏于17世紀,影響力則發皇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近代中國民主主義運動既得自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啟迪,梁啟超謂“盧孟高文吾本師”,將提出“人民主權”論、“社會契約”論的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作“三權分立”設計的另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稱為自己的導師。與此同時,中國近代民主主義者又承繼“晚明遺獻”的早期“近代性”思想,還是那位梁啟超說:“我們當學生時代,(《明夷待訪錄》)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

                清末維新人士在向國人宣傳“民權”之理想時,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訪錄》

                近代啟蒙思想家宋恕刊刻《明夷待訪錄·原君》,在江浙形成借助《明夷待訪錄》傳揚維新主張的團體。鄭觀應撰《原君》,直承《明夷待訪錄·原君》;劉師培編纂《中國民約精義》,內援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外證之盧梭《民約論》,《明夷待訪錄》為“中國《民約論》”之說大為流行。孫中山也是《明夷待訪錄》的崇奉者,他組建的興中會1895年在日本橫濱刊印《明夷待訪錄》第一、二兩篇“原君”與“原臣”。孫氏給自己的同志和日本友人贈送條幅,寫得較多的除《禮記·禮運篇》的“天下為公”外,便是“原君”與“原臣”。清末有人稱,“民權之說入,而黃梨洲奉為盧梭矣”。另外,李贄、顧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呂留良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也被中國近代政治改革者、思想啟蒙者視作精神先軀,近現代科學家則從徐光啟、方以智、徐霞客那里吸取營養。

                清末維新人士在向國人宣傳“民權”之理想時,曾大力借助《明夷待訪錄》,其思想在中國近代政治和文化運動中所發揮的繼往開來、匯通中西的樞紐作用,昭示其確乎包含著某種近代性基因,不僅為轉型時代,也為今人提供了寶貴的借鑒資源。

                中國近代文化并非單單取法西方,其資源還來自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尤其是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而徐光啟、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學術四杰,則是提供本土資源的突出代表。黃宗羲們在日落的“明夷”之際書寫的早期啟蒙文字,等候未來的覺醒者訪問(“待訪”)。200多年后,終于等候到知音的拜謁,而前來就教的,不是某一個“圣明之君”,而是近代中國亟求社會變革與進步的一代民主主義者。

                (作者為武漢大學教授)

                延伸閱讀

                探求君主制的興衰演變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不是針對一朝一代、一家一姓的治國方略,更不是寫給康熙這個特定皇帝的“條陳”,而是通過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探求君主制的興衰演變,利弊得失,并提出自己關于國體、政體改革的方案。在政體的主客關系上,他主張“天下為主,君為客”,這其實是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另一種說法。如果說黃宗羲有民主主義思想,這部書就應該就是最好的證明。

                現在看到的《明夷待訪錄》,已經不是它的全部。清代學者全祖望在為該書所作“跋”中指出:“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毀于火。”僅就目前所見而言,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等21篇。(解文)

              作者簡介

              姓名:馮天瑜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趙天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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