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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日休與晚唐詩禮文化
              2018年10月15日 09:0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尹楚兵 字號
              所屬學科:文學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晚唐文人皮日休是中國儒學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他推尊孟子、文中子王通和韓愈,上書請以《孟子》設科取士,并構建了從孔子、孟子、荀子到王通、韓愈的儒學道統,強調“窮理盡性”(《十原系述》),這些都已開導有宋一代理學先河。作為儒學的重要人物,皮日休與晚唐詩禮文化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

                拯時救弊

                弘揚詩禮傳統

                皮日休生活在唐末亂世,其時唐王朝內則主昏臣庸、朝綱紊亂,外有藩鎮割據、南詔之患及驕兵叛亂,國運衰頹,民生凋敝。思想領域,儒學式微,佛老盛行,儒學地位遭遇嚴重挑戰:“民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圣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皮日休《原化》)因此,從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具有強烈時代使命感的皮日休渴望振興儒學,以拯時救弊。

                皮日休非常重視教化的作用,在他看來,除了“上善”“大惡”之人出于天性外,普通民眾善惡之別的關鍵在于其所受教化。因此,他認為拯時救弊的當務之急便是恢復儒家的詩禮文化傳統。在《原化》一文中,皮日休指出,儒家詩禮文化“出于三皇,成于五帝,定于周、孔”,以“道德仁義”為內質,以“《詩》《書》《禮》《樂》”為載體,推行儒家詩禮文化是歷代統治者賴以臻于致治的必由之路。他高度評價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垂世立教的歷史功績(《文中子碑》)。基于以上認識,皮日休上書請“去莊、列之書”,將翼傳孔道、能“救時補教”的《孟子》立為學科,設科取士(《請〈孟子〉為學科書》);又請將攘斥佛老、匡扶儒道的韓愈配享太學(《請韓文公配享太學書》)。

                文學上,皮日休標舉詩教傳統,倡導《詩經》的美刺教化功能。在《正樂府十篇》序中,他不滿于當時詩壇“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艷謂之樂府詩”的現狀,稱頌古代圣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的采詩觀風傳統,以及采詩入樂、立官設教,“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的詩教傳統。在談到唱和詩這類看似無關風雅的詩歌創作時,皮日休也往往有意識地將其與詩禮文化傳統關聯起來。比如,在為自己與陸龜蒙等人的唱和集《松陵集》撰序時說:“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為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后每為詩,必多以斯為事。”(《松陵集序》)即以《詩經》中周公贈成王的《鴟鸮》、尹吉甫贈申伯的《崧高》這類和合人際關系、體現詩禮互滲共成的詩歌作為自己唱和詩“詩可以群”(《論語·陽貨》)的寫作依據。《松陵集序》還借古人賦《詩》言志的傳統,來說明松陵唱和集的創作同樣寄寓了自己和陸龜蒙的“道義志氣,窮達是非”。

                正禮補亡 重建詩禮文化

                皮日休詩友陸龜蒙在《讀〈襄陽耆舊傳〉因作詩五百言寄皮襲美》一詩中說皮日休自幼受到詩禮文化的熏陶,面對唐末禮崩樂壞的現實,懷抱重建當代詩禮文化的自覺擔當:“嘗聞兒童歲,嬉戲陳俎豆。積漸開詞源,一派分萬流。先崇丘、旦室,大懼隳結構。次補荀、孟垣,所貴亡罅漏。”用皮日休自己的話說,他在嘗試重建當代詩禮文化主要是禮制文化上所作的貢獻就是“上剝遠非,下補近失”(《〈文藪〉序》)。

                所謂“正禮”,首先是梳理匡正古今各類禮儀禮俗的謬誤。比如,《原祭》以蚩尤“亂逆”“不道”駁斥師祭禮當祭蚩尤之說,提出“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正尸祭》糾正漢、魏以來尸祭禮之“弊怠廢闕”,認為“夫禮者,足以守,不以加,加則弊;足以加,不以闕,闕則怠;足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據此指出漢、魏以來所加匜盥禮之弊,所闕“射牲”禮、“惟以毛血為薦”之怠,“梁氏祀以蔬食”之“非禮”。《鄙孝議》上、下篇則認為圣人制禮的目的“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有余”,由此抨擊了當時割股療親、“廬墓三年”這類悖逆人情、欺世盜名的偽孝行為:“今之愚民謂己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剸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之譽。訛風習習,扇成厥俗”,“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謂乎廬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過毀者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奸者憑之以避征徭,偽者扇之以收名譽。”

                其次是正人倫。一方面,正君臣上下之分,鞭撻各種僭越禮制的行為。比如,《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責備晉文公身為諸侯,雖有勤王靖亂、定王室之功,但其請隧、接受周天子王畿內賜田、河陽召王等舉動,卻有悖于君臣之禮。同樣,《斥胡建》斥責漢武帝時軍正丞胡建不先以狀聞,“擅行誅殺”作奸犯科的監軍御史這一“亂臣”“賊子”行為,指出漢王朝不以此誅戮胡建,以正其罪,反而下詔褒賞的荒謬。如果說《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斥胡建》尚屬借古諷今,《白門表》則直斥當時驕兵作亂、藩鎮割據的現實,指責叛卒“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殘天子兆民”、藩鎮“賊而不貢,兵而不從,死而輒代,名為列藩,實一州之主”的悖逆之行。在鞭撻各種僭越禮制行為的同時,大力表彰歷史上及現實生活中恪守禮法的各類人物。如《新城三老董公贊》贊美董公勸說劉邦為被項羽弒殺的義帝發喪;《陵母頌》歌頌楚漢相爭時王陵母之“忠貞義烈”;《何武傳》贊頌壽州裨將何武事上當職遇謗遭辱,卻以德報怨、感分用命的壯舉;《趙女傳》表彰山陽鹽商女趙氏以身救父的秉孝植信行為。

                再次是對前人有關禮制的言論以及制定禮儀行為的繩愆糾謬。例如,《韓詩外傳》曾指責舜樂《韶》用干戚之舞非至樂,舜不告父母而娶堯之二女不合禮儀,分封黃帝之子十九人有違法度義理,舜遭父親、后母虐待迫害,號泣于天,為人子未能盡命。針對以上責難,皮日休批評《韓詩外傳》用后世禮制審視非難前賢(《讀〈韓詩外傳〉》)。《非沈約〈齊紀論〉》一文則對南朝沈約《齊紀論》所謂“太廟四時之祭,各以平生所嗜饗之”的觀點及其對漢明帝祭祀亡母光烈皇后時“躬拂帷幄,親易粉澤”行為的評價“前史以為美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進行了批駁,認為禮器祭品、祭獻禮儀等素有定制,不得率意更改,批評沈約“修其書,不正而反贊之”。司馬遷在《史記·叔孫通列傳》中贊頌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皮日休《題叔孫通傳》則不認同司馬遷的評價,批評叔孫通“不明于古制,樂通于時變”,認為“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指出漢朝建立之初“禮壞文毀”,叔孫通不致力于正郊祀之禮、立漢室宗廟,卻舍本逐末,忙于制訂朝會儀禮,致使劉邦身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

                所謂“補亡”,則有以下內涵。一是補祀典之闕失。比如,《大戴禮·祭法》稱“法施于人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有功烈于民者則祀之”,而主張以德治國、刑教兼用并擔任執掌刑法獄訟的“士師”之職的咎繇,為民去鳥獸之暴、協助大禹治水有功并以天下相讓的伯益,襄助武王克殷建周、輔佐成王成就周業、“制禮樂,立明堂”的周公,“邁德于百王,垂化于萬世”的至圣先師孔子,祀典卻皆闕載。因此,皮日休“懼圣人之文將亂而墜”,遂作《補〈大戴禮·祭法〉文》。

                一是補禮典之佚文。皮日休《〈文藪〉序》說:“太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所補《周禮》九夏歌包括《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涉及吉禮、嘉禮、賓禮等各種典禮場合所奏樂章。所補雖不必盡當,卻可見出其致力于當代詩禮文化重建的拳拳之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詩經》與禮制研究”(16ZDA17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尹楚兵 工作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課題: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詩經》與禮制研究”(16ZDA172)階段性成果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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