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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显于经学的哲学洪流 ——“群经统类”中的宋明儒学
              2019年04月17日 15:40 来源:《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10日 11版) 作者:何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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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晋室东渡与民族融合、佛教中国化,最终催生出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中,以理学为标识的宋明儒学,以一种哲学新形态回应着时代需求。宋明儒学通过彻底消化汉唐以来的新旧传统,使先秦儒学在更高的理论形态上获得复兴,成为此后引导整个近世中国前行的思想洪流。尽管宋明儒学是一场涵摄形上哲思、知?#29420;?#31215;,直至生活方式范畴的文化运动,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先生提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识见,将宋明儒学统类于“六艺?#20445;?#24182;开?#23567;?#32676;经统类”的目录,为理解宋明儒学基于经典的传承与创新给出了一条路径。

                回归经典的创新

                循此路径,首先清楚地看到,宋明儒学的成就源于回归经典的创新。任何新的思想的阐明都不能凭?#32773;接錚?#32780;须基于知识的推拓。开启宋学的啖助新《春秋》学,以分析的方法指出汉唐《春秋》学的固陋与三《传》的割裂,从而追求在兼综三《传》的基础上,重新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推动新的思想萌发。这一思想方法上的创新,其性?#36866;嵌源?#32479;经学知识范式的突破,引入了哲学的分析批?#20852;?#32500;,在分析批判过程中建构起新的思想。后续的宋儒将这一哲学思维进一步推向纵深,不仅实现了传统中国知识范式的转移,使传统经典系统《五经》在获得新的阐明的同时,进一步构建起与旧经典相关联的新经典系统?#31471;?#20070;》,注入了儒家经典的开放性,而且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实现了经义的型塑,获得了思想的创造,将整个儒学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从?#25345;?#24847;义上讲,宋明儒学之所以能对唐宋变革的重大社会转型作出?#34892;?#30340;回应,并且引导此后近世中国的前行,正是因为宋明儒学在汉唐经学的知识传统中引入了哲学的分析与批?#20852;?#32500;,使得传统中国的知识系统获得本质上的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的、批判的哲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建立在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解上。整个宋明儒学的思想展开,虽然在形式上寄身于经典的传释,但秉持问题意识,内容无不是来自历史与?#36136;?#30340;思考,唯此,明体达用才会成为宋明儒学的论学宗旨。同时,分析的、批判的哲学是受制于逻辑的?#38469;?#30340;,这可以由宋学开山胡瑗的苏湖教法中获得体会。经义并非来自师者的独断,而是?#26376;?#36777;的过?#22363;?#29616;。无论是书院的对讲,还是经典新诠中的古今对话,思想既由论辩展开,论证自然成为必需的前提。直面时代与强调论辩,使得宋明儒学的哲学方法在引导思想创新的同时,克服了玄远清谈与灵动禅悟,培植起思想及其方法的?#36136;?#24863;与厚重?#23567;?#20540;得欣慰的是,宋明儒学的创新并没?#24615;?#25104;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断裂,而是在转进中保持着延续。宋儒虽然在知识范式乃至精神上突破了汉唐,但是正如王安石酬答欧阳修的诗句所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20445;?#20182;们使自己的创新上溯孔孟,洋溢着引得源头活水的自我期许与自信。

                建构理的世界与培植理性

                从分析的、批判的哲学论辩不难理解,逻辑的力量将指向理性的诉求。确认万物存在的背后具有理据,阐明历史表象的背后具?#26032;?#36753;,这正是宋明儒学被标识为理学的根本原因。宋明理学的架构是《周易》,由易学转出理学,一方面使得宋明理学的全部论述建基于自然之上,从而使理学上升为形而上的本体,另一方面迫使宋明理学的建构必须合乎理性的原则。换言之,确立一切事物背后的理,与呈?#32456;?#20123;理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即?#23478;览?#20110;人的理性的挺立。事实上,作为具有明显?#23548;?#29702;?#28304;?#32479;的儒学,如何从易学转出理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1360;?#21608;易程氏传》可以看到,程颐煞费苦心地论证,虽然在易学史上存在着辞、变、象、占四种解卦方法,但唯有辞的方法足以把握卦?#25345;?#20041;,并能够涵摄变、象、占的方法,从而将理学牢牢地巩固在具?#26032;?#36753;力量的语言上,而排斥了充满?#34892;?#32463;验的变、象、占;而他独取《序?#28304;?#20316;为释传《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础文献,则足以保证其对易理的解释获得连续的一贯性而避免碎片化。可以说,高扬理性,以理性建构并呈现理的世界,这是宋明儒学在接续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哲学改造汉唐经学,实现经学向理学转型的最显见标志,也是最根本的成就。因为这一成就,宋明理学使儒学获得了宋儒自称为“再辟”的真正复兴,更使得格物穷理的精神深入人心,化为惯习,为现代中国接引科学奠定了基础。在高标?#35272;懟?#22521;植理性的同时,别有意趣的是,宋明理学始终没有让理与理性陷入高孤,而强调理与现象世界的显微无间,理性与?#34892;?#30340;共生同存。“活泼泼地?#20445;?#36825;既是世界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理与理性的标举与培植,绝不是要丧失存在的这种“活泼泼地”的性?#35270;?#29366;态,而毋宁要使得这种“活泼泼地”能够转经理与理性而呈现。毫无疑问,这中间是存在着张力的,并由此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紧张与冲突。为了避免这种紧张与冲突,或者为?#22235;持?#29702;论的彻底性,宋明时期的不同思想者也自然地?#20852;?#20559;向,甚至不免于偏执而失中和。

                心的标举与主体性挺立

                除去理与现象、理性与?#34892;?#30340;张力所带来的理论偏执,从宋儒对理的建构所呈现出的理的性质看,理的世界的建立内在地存在着延异为心的外化的可能。前文述及,理学脱胎于易学。易学所?#35272;?#30340;全部卦爻象都来自观物,物虽然是客观的存在,但物之象的观察与摄取及其所涵之理的赋予,却极大地取决于人的主观指向。因此,理的性质就难以断?#28304;?#26159;外在的客观,而更近似于见之于客观的主观;当理学家由物理的观察进一步延入人事,理的这一性?#25910;?#26174;得更为清晰。在南宋王宗传的《童溪易传》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外在的客观之理不自觉地延异为心的外化。事实上,由于宋明儒学的宗旨在明体达用,天道的建立原本在于人事的安顿,因此理的建构自始?#21069;?#38543;着心的自觉的。之所以要指出理向心的转化,只是为了从理论上还原宋明理学中理学延异为心学的逻辑过程。在追求纯然之理的世界中,心的呈现当然不是理论上的失足,而应该视为理学丰富性的展开。最为重要的是,心意味着宋明理学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宋明理学由此而始终将人立在全部论述的中心,而心则是人的根本。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心体工夫的展开,以内圣为指向。这并不违背宋明理学的事实,?#20174;兴?#36974;蔽心体自觉的丰富性。胡瑗高足徐积解《艮》“思不出其位”时指出,这是警戒在位者的话;如果是学者,却应该且必须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因为学者没有职权可以践行自己的思?#21152;?#35748;识。徐积以在位与否限定“思不出其位”的解释,正面打开心的无所不思,无所不言,显然已溢出内圣的范围而广及社会,如果联系宋儒与君同治天下的自我期许,正足以看到宋明理学基于经典所自觉到的心,正是人的主体?#28304;?#22312;的表征。特别是,上引徐积释“思不出其位?#20445;?#22312;《宋元学?#28014;?#20013;引录,这充分告诉后人,清儒仍然对这样的思想予以认同。换言之,整个宋明理学自始至终?#38469;?#23558;心视为核心理念,并追求心的开放。

                为天下开太平

                建构理的世界,追求心的开放,这是基于经典的宋明儒学在哲学上最显著的阐明。但理与心在宋明儒学那里,仍然仿佛只是韩愈讲的道与德的“虚位?#20445;?#24517;待注入?#35270;?#20041;的“定名?#20445;?#25165;足以完成理论的圆满。这个?#35270;?#20041;,便是宋明理学托名于尧、舜之道的民本主义。无论禅让,还是周礼,任何的制度与运作,内在的精神要求?#38469;?#35201;体现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这是宋明理学上承孔、?#20808;室?#24605;想的核心,也是宋明理学必要由《五经》旧经典进一步确立起?#31471;?#20070;》新经典的思想上的根本。?#21360;?#27946;范》的“?#33487;保?#21040;《孟?#21360;?#30340;“王道之始?#20445;?#22312;尊重自然、不违时令的前提下,以民生经济为首务,以养生丧死无憾为起点,正如胡瑗《洪范口义》所讲:“圣人之治天下,?#20174;?#19981;以足食为本。”致力于生产,续之以通商,这是“邦厚民富之道?#20445;?#32780;天?#36335;?#19968;家所有,圣人也不能独治,必集众智而后兴。宋明理学虽然极性命理心之精微,但全部的关怀仍然集于世俗人间,必欲为天下开太平。这是宋明儒学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对孔、孟注?#23460;?#20110;宗周旧传统的?#22363;?#24352;大,为近世中国的世俗化提供支持,又是对儒家?#23435;?#20027;义传统的创新发展。

                从中晚唐至清中晚期的长时段来看宋明儒学,各时段有不同的思想者,充满了丰富性。彰显这样的丰富性是宋明儒学研究的重要职责。但是正如宋明儒学标之以“理学”而足?#20113;?#31934;神一样,对宋明儒学整个思想洪流的认识将有益于丰富性的理解。从传统思想依据于经学这一知识传统的事实出发,基于经典而观宋明儒学,则如上述,宋明儒学由知?#28193;?#30340;创新而引发的追求事理、挺立人心、关怀人间,构成了它的精神主流。

               

                (作者:何俊,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20426;?#39318;席专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作者简介

              ?#24432;?/span>何俊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职称:特聘教授

              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群经统类’的文献整理与宋明儒学研?#2042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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